来源：中国环境APP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与管护机制。中国环境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汤怀志。请他针对目前各地高标准农田“建验管”的亮点和难点，及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未来趋势展开分析。

中国环境报：当前，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哪些现实问题？

汤怀志：我国要在20亿亩耕地大数中选出约15亿亩建设高标准农田，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是资金问题。高标准农田天然带有公益性质，这就意味着它的建设需要政府统一组织、标准化建设和集中投资，如果单纯只靠农民自发的或是小规模实施，即使投入了成本也很难形成规模效应。

2018年以前，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水平不足1500元每亩，如今，这一数字逐步接近3000元每亩，个别区域甚至更高。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建设原则是因地制宜、先易后难，先将平原地区和集中连片的耕地建好，这些耕地产量也相对较高，剩下的地或多或少存在天生短板，缺水、路不好、地形坡度不合适等，要改造这些最难啃的“硬骨头”，需要的工程性投入也更大、技术要求也更高。

未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资金问题会长期存在。作为我国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基础工程和民心工程，国家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了大量精力，发行了特别国债，并出台各种资金支持政策。

在技术层面，除前文提到的“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外，“土”的问题也值得警惕。我国土壤类型众多，相应的土壤退化、障碍土层问题也很多，但土壤改良治理的办法并不够多。尽管常见的土壤问题就只有几大类，但在具体治理时，一个大类只用一套方案行不通，必须综合施策。这时就会发现，我们在技术储备方面仍有欠缺。近年来，国家正在大量投入科研资金在技术集成和实践模式上探索突破，将这些科研成果尽快应用到工程实践中还有“最后一公里”要走。

另外，建设质量管控也是重难点。例如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隐蔽工程由于被覆盖、被掩藏，表面上很难看到，如过路涵管、地埋管、土层回填、田块平整、地力提升等，不少工程是高标准农田必不可少的，却很难通过直观检测获得结果，一旦发生质量问题，整改难度很大，但不能因噎废食，甩手不干。这些问题反映出了管理短板，需要我们在检测监测技术和制度建设方面“上手段”，在建设、监理、验收等各个环节“下功夫”。

中国环境报：据您观察，各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有何值得推广的亮点？

汤怀志：二十届三中全会非常强调机制建设，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针对高标准农田有一种“投融建运管”机制值得推广，它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方的问题：投、融是资金来源，建是建设实施，运是运营维护，管是监督管理，依托这套机制能够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一体化、全链条管理。

它的基本逻辑和模式是以县为单位，通过搭建投资平台实现社会资本融资，加上专业化运营，推动以村集体为主导的规模化经营。这种方式能够将投资、建设、利用、管理等多方主体联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每个环节既有专业主体又有多方参与，把利用运营和后期管护环节前置，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符合利用的需求和规模化经营的需要，在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效率的同时，指向了高效生产目标以实现可持续收益。这是近几年农田建设很重要的一项经验。

另外，可以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智慧化农业生产手段相结合，提高生产效率。比如，依托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智慧监测、无人机参与等手段和科技，多地都在做智慧农田、绿色农田的探索。此外，可以开发以高标准农田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如田野马拉松、农野农趣等。在成都、江浙等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利用乡村景观风貌、塑造乡村“慢生活”等挖掘乡村资源、打造新产业做得有声有色。

我特别想提的是和地标农产品的结合。我们对农田的印象不能停留在只能种植低附加值的产品上，现在，很多地标农产品已经突破了这重屏障，比如五常大米、原阳黄金晴等。实际上，许多地方都有大麦、小麦、青稞等类似的特色农产品，这些产品附加值高，且可能只适合于某一特定区域种植。搭建、强化区域资源禀赋与地标农产品之间的联系，对其效益、效能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能和之后的农业深加工及其他增收渠道匹配。而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其中正起到“打底”作用。

中国环境报：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处于什么水平？

汤怀志：我国的高标准农田对应的英文是well—facilitated farmland。事实上，这个概念是我国独有的，它通过对“完善农田配套基础设施”的强调，帮助其他国家从核心层面理解现阶段我国高标准农田的内涵。

尽管在其他国家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概念，但农田建设是世界各地都在开展的一项工作。要把握我国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水平，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理解。

一是从资源层面，可以将我国与美国放在一起，进行大国之间的比较。从目前的耕地面积来看，美国约为25亿亩，我国约为20亿亩。这两个数据虽然差距不大，但从资源禀赋上来讲，我国20亿亩耕地中可能有一半都达不到美国耕地质量的最低水平。

因此，如果只评价绝对生产能力，恐怕很难超过美国，因为美国即便不开展农田建设，也有10亿亩比我国质量状况更好的耕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文中谈到，评价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需要考虑到区域间的自然差异，将先天的本底条件和后天的建设投入有所区分。

再从两国宜耕耕地面积来看，美国的大数是40多亿亩，这意味着，它还有至少15亿亩的可开发后备资源没有利用。而按照我国2016年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全国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约为8000万亩，其中，集中连片的不足3000亩且仍在快速减少。这一庞大的差距是由两国资源本底差异造成的。耕地安全的弹性不足也决定了，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提升现有农田质量，甚至是要对一些存在明显短板的耕地进行改造提升，同时，退出一些确实难以利用的耕地，用工程技术手段给耕地安全留出更多余量。

二是从技术层面。上面谈到的很多内容都聚焦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宏观投入。从微观上讲，评价高标准农田建设维护情况有一条“金标准”，即农田配套设施能否保持健康稳定地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核心指标是增产、稳产，如果虽然投入资金建设了配套基础设施，但设施的运行状况是“今年建、明年修、三年拆”，那还是仅仅停留在投入层面，仍然称不上“高标”。

因此，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制定了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的运行标准，明确要求设施能够稳定运行15年。但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基础设施达不到这一标准，后期管护跟不上，出现各种让人触目惊心的问题。与国外相比，日本的农田基础设施建完之后，要保障正常运行40年；如资金短缺，通过维护最长运行时间甚至可达70年。对于农户而言，可谓“建一次，管一辈子”。

三是从进度层面。通过综合研判，我国已经确定要逐步将所有的永久基本农田都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按现有建设速度来看，即到2035年全国将建成约15亿亩高标准农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进程完成约2/3。

未来，我国应持续强化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验收和管护机制，把相应的标准落实到考核上，将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成一项让老百姓有获得感的民心工程。

农田投入没有尽头，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定会向更高维度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团队的设想是，未来，我国能够建设一批“生态智慧良田”。所谓“智慧”包括技术装备、管控手段、自主调控的智慧；而“生态”则意味着减少成本、人地和谐、让自然更多地做功，更多发挥自然的生产力，通过自然的土壤养分提升来支持耕作。到了那个时候再回头看，我们现阶段的高标准农田可能显得较为初级。但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国家粮仓的要求来讲，向这个方向进阶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编辑：程小雨